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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志语言表达之我见(余球添)时间: 2017-06-12 15:11   访问量:

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》(1997.5.8)第十五条规定,“地方志的文体,采用规范的语体文。行文力求朴实、简练、流畅。”地方志的基本文体是记叙体、语体文,语体文是运用现代汉语表述的文体。作为方志学的组成部分,方志语言是一个独立的语言体系,撰修志书,需要注入全方位的知识,选择多维度的视野,运用规范的语言模式。一部严谨的、科学的、特定的、综合的资料性著述,方志语言表达力主质朴,既不抽象、又不扩大、更不贬斥;不转弯抹角、不穿靴戴帽、不拖泥带水。只有这样,才能为我们的后人提供真实可靠的信史资料,才能真正体现地方志书“存史、资政、教化”的功能。

披览过一些地方志稿,我觉得,普遍出现的方志语言表达问题主要有几个倾向,一是口语化现象较为严重。书面语言讲究雅、信、达,生活语言在于通、晓、畅。过分的口语化则会不规范、欠庄重;二是政治色彩时有出现。志书的原始资料多数来源于总结、报告和计划,一些常识性的空话、套话进入志稿是常事;三是边叙边评、夹叙夹议随处可见;四是刻意描写、重笔渲染为数不少;五是妄下定性结论,较多总结性的语调。

地方志书是记载特定地域,特定时期内自然和社会历史及现状的资料性著述,有其特定的文体体系,与其他文体不同。一有别于文学文体。文学作品允许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,虚构故事和人物,并且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刻划人物、描写景物,方志记述的史实和现状,不能有虚浮的写法,所记载的内容要经得起任何验证;二有别于论说文体。议论文通过事实依据进行逻辑推理,以理启人,方志编修的原则是“述而不论”、“ 寓褒贬于事实之中”,不能杂以论说,不可以援引名人言论或公理、定律作论证;三有别于公文文体。公文要说明情况、陈述因由、总结经验,方志不需要摆情况、讲道理,不需要概括归纳出经验、教训,不需要寻找规律性的东西;四有别于科教文体。教材、讲义以系统的严密的逻辑思维,阐释各种定义、方法和技能,方志的知识性仅体现并服务于史实资料之中,专题说明不入内文,反映现状以事实说话,不以原理阐释;五有别于新闻文体。新闻的宣传、导向性质要干预现实,表达手法丰富多样,方志的本源是客观事实,行文要求平铺直叙;六有别于史体。所谓“史纵志横”,史书是述史,采用纵排横写的方式,按照时间顺序排篇,每篇横写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;志书是存史,采用横排纵写的方式,横排分类记事,纵写发展过程,以类系史。

最早从事方志学研究的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在《修志十议》中提到,方志语言“忌偏尚文辞”、“要简、要严、要核、要雅”。孔子也说,“言而无文,行之不远”(《左传·襄公二十年》),意思是语言精当,文章方能流传久远。说明了史志语言的重要。我认为,志书作为“一方之信史”,又是“官方”的鉴书,存世价值高,重要的是它必须而且需要以准确、朴实的语言记载史实。
一、以较少的文字增加更多的信息含量为前提,切实奉行六个“删去”。
(一)总结性的语言删去。总结式记述弹性大,且侧重记述经验、教训,而方志重在记实。为此,要根除志书中的公文痕迹。
(二)政治化的语言删去。志书不是政治宣传材料,空话、套话有损于志书的严谨性、科学性。
(三)评论式、论证式的语言删去。志书不是论证历史,不须在志书里加以评论。地方志的任务是记述,“据事直书”、“叙而不论”、“述而不作”,即把事情的发展、变化过程、特点及人物经历等如实地表述出来,是非功过、成败教训寓于记述之中,让事实史料说话,不须评论。
(四)文学文体的语言删去。文学作品的描写手法源于生活、高于生活;方志记述则以事实、现状为依据,秉笔直书,不允渲染性描写,且用语要求质朴,排斥过于溢美的文辞。
(五)感情色彩浓重的语词删去。方志不宜使用带有鲜明倾向性的感情色彩的语调。如“败退”谓之“鼠窜”,状以“狼狈”、“仓皇”;“负伤”或“阵亡”形容为“光荣负伤”、“壮烈牺牲”;还有“荣立”、“强烈”等语,这是多余的华丽的词句。
(六)蛇足语言删去。鲁迅的话说得很好,文章“写完后至少看两遍,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、句、段删去,毫不可惜”(《二心集·答北斗杂志社问》)。不必要的知识介绍、概念的阐释等,皆属画蛇添足,应予删去。
二、在语体文所必须遵循的语法规则的基础上,应当做到八个“不用”。
(一)不用模糊性语言。模棱两可、笼统之词,多为模糊性语言,没有确切概念,似明未明。方志特点决定了用词的非灵活性,要避免志书中使用“30多万人”、“20余亩”、“约100棵”、“12天左右”、“大体上”、“差不多”等含义不确切的语言;讲时间不用“很久”、“最近”、“以前”、“以后”、“历史上”、“近年来”等笼统的词语;讲地点不用“以东”、“以西”、“这儿”、“那儿”、“附近”、“周围”等泛指词语;写事件忌用“大概”、“普遍”、“几乎全部”、“尽快解决”等语;“多数人认为”、“专家认为”、“上级领导”、“有关部门”、“上级指示”、“组织上”等抽象词语不能用。总之,笼而统之的说话,能用准确词替换的都应替换。就是说,应当换上有所指的正确词句。
(二)不用副词和形容词。方志文体的质朴性决定了其语言的踏实,如不滥用“最”、“极”、“巨大”、“重大”“竟然”等副词和形容词。要求多实词,少副词、形容词、感叹词和夸张词;多主、谓语,少定、状语。
(三)不用空话、套话。“获得了根本改变”、“极为重视”、“进展顺利”、“发展很快”、“得到好评”、“效果显著”之类的话,只有空洞的概念性语言,实在是缺乏牢靠的事实根据,令志书苍白无力。不厌其烦地陈列、堆砌一大堆数字,反而变成了总结性汇报。不要运用把事情写得深入一点、境界升华一点的高度概括的总结报告式的写法。另外,绝对化的语句也在禁止之列,如“全国首创”、“进入世界前列”、“作出巨大贡献”、“发挥重大作用”、“受到深刻教育”等。
(四)不用能愿动词。能愿动词表示可能、必要、意志或愿望的词,不表示事物的客观存在。志书所记为存在的事实,只写做了什么。所以,陈述事实不需要使用“必须”、“要”、“希望”、“能够”、“会”、“可能”、“应当”、“为了……应该”、“必须……才能”等能愿动词。
(五)不用假设词。志书记实不记虚,只记已然的事实,不记未然的设想,这种特性决定了“如果”、“假如”一类词在志书中是无论如何不能使用的。假设之词只是设想,一入志书就变成了废话。
(六)不用推理之词。方志重在直书其事,述而不论,不用“由此可见”、“由于……所以”、“不仅……而且”、“经统计”、“经调查”、“预计”这类结论式的推理词,记述也不从某事、某项的性质上写起。
(七)不用判断词。志书不对一种事物的本质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分析说明,因此用于下定义、作解释的判断词“是”和“由于……因而”等因果复句,不符合志书行文要求。
(八)不用长句。志书语言宜简洁,长句化短,提倡使用短句、简略句和无主句,以增强简明、活泼的表达效果。如一部旧县志在记载明代被朝廷征用的大鼓的质量时,仅用了“紧绷密钉,晴雨同声”8个字,相当简洁——“紧绷密钉”说的是大鼓的形象特征,“晴雨同声”指晴天、雨天时,鼓声同样清脆、响亮。
此外,力倡直书其事和简练、准确。直书其事,是志书体例的最基本的章法。应当看到,历代的方志语言有其朴实的简约之美。对有些行家提倡以“春秋笔法”编写方志,我不敢苟同。但是,我对《春秋》所体现的“大义微言”的深遽涵义及其文字的精当、《史记》中运用语言的凝练是极为推崇的。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把当时统治集团人物对人和事的评论当作史料加以引用,这种抄录他人现成的评语或断语,寓观点于记叙之中的笔法,值得效仿。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中写到飞将军李广“引刀自刭”以后,“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。百姓闻之,知与不知,无老壮,皆为垂涕”。文中虽然无一褒贬之词,但是写出名将李广的崇高威望和一军官兵及百姓对他的爱戴,字里行间流溢出作者对李广忠勇报国、爱民如子的高尚节操的褒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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